克日，云南省大关县原体例办主任郭玉驰提前出狱的消息引发关注。2013年8月，郭玉驰将未满4岁的幼女抱至家中卧室实施奸淫。

该案二审判处郭玉驰有期徒刑8年，刑期执行至2021年8月24日止。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因在刑罚执行期间有悔改体现，2015年至2018年，郭玉驰被减刑3次，共减刑2年8个月，于2018年12月出狱。

今年12月15日，郭玉驰服刑的云南省昭通牢狱回应媒体称，减刑切合执法划定。该案受害者的署理状师陈维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现，从情理上确实难以接受，但就执法角度而言，此类案件并没有限制减刑的划定。4岁受害者画下妖怪图据媒体此前报道，2013年8月24日晚，郭玉驰见未满4岁的小玉（假名）在路边一机电维修门市前玩耍，遂起奸淫之心，欲将其抱走实施奸淫。

因小玉哭喊，郭将其抱回原处，随后再次将小玉抱至家中卧室实施奸淫。小玉母亲报案后，警方在郭玉驰家中将其抓获。

2013年9月24日，云南省大关县法院对该案作出讯断，郭玉驰被判有期徒刑5年，不负担民事赔偿责任。小玉眷属认为，法院一审讯断量刑过轻，遂提出抗诉请求。但大关县检察院认为，一审讯断“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决议不予抗诉。

随后，小玉眷属向昭通市检察院提交了《申诉书》，申请检察机关对一审讯断举行抗诉。10月14日，昭通市检察院认为一审讯断“量刑显着不妥”，提出“未依法从重处罚，被告人作案念头卑劣，犯罪行为影响恶劣”三条理由举行抗诉。昭通中院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3年12月，郭玉驰强奸幼女案再审改判8年。此前，双方曾告竣民事部门息争，郭玉驰一次性赔偿15万元，受害方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状。新京报报道，此事发生后，受害的小玉判若两人，总是做噩梦，也不愿与小同伴一同玩耍，甚至待在家里不愿外出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深圳市紫阳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创人王守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0月，她曾对小玉及其怙恃举行了四五天的心理领导。

其时，小玉曾画下一幅“妖怪”画，王守莉称，一般4岁的孩子没有成画的能力，更不太会有明确的作画意向，“但让她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的时候，她的画却是妖怪般的狰狞恐怖，说明孩子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心田的感受支离破碎。”小玉当年画下的“妖怪”为此，王守莉拍下“妖怪”的照片，并与小玉一同将其烧毁后，突入下水道。

在她的建议下，小玉母亲也剪去长发，扔掉了孩子的旧衣物，“给孩子一个新的形象，从心理上也是分散她的创伤”。受到创伤的不止是小玉，另有她的家人。

王守莉称，事发时，小玉怙恃还很年轻，而且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不仅要思量孩子的伤害，还要思量自己的体面，甚至自责没能照顾好孩子。接受心理领导后，小玉的状况获得一定的改善，可以允许别人抱，也可以和外界接触。

“但伤害会发生影象细胞，很难彻底抹掉孩子心田深处的创伤”，王守莉称，如果后期的心理建设做得不够好，原始的伤害还会继续作怪。在小玉一家搬离事发地后，王守莉还和他们保持联系，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但在断断续续频频通话后，2014年，小玉的怙恃不愿再相同，她也没再打扰他们，因而无法知晓一家人的现状。“到最后只能是他们自己疗伤，自己吞了所有的痛苦和伤害。

”四年减刑3次，合理吗？今年12月，韩国素媛案原型罪犯出狱的消息宣布后，郭玉驰减刑提前出狱的消息也被曝出，一时间，网友纷纷表现不解。凭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在入狱两年后，即2015年9月开始，郭玉驰四年减刑3次，共减刑2年8个月，刑期至2018年12月24日止。其中2015年8月，云南省昭通牢狱首次提请减刑建议书。

相关刑事裁定书显示，郭玉驰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执法法例及监规，努力到场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并接受教育革新，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的考核中获记表彰3次，特殊表彰1次，被评为2014年度革新努力分子。法院认为，郭玉驰切合减刑条件，准予减去有期徒刑11个月。

2016年11月和2018年6月，昭通牢狱再次提出减刑建议书，郭玉驰被认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体现，两次划分减刑1年和9个月。对此，12月15日，昭通牢狱办公室回应新京报称，郭玉驰减刑切合执法划定，都是根据执法相关要求执行。中国新闻周刊曾联系该牢狱，事情人员拒绝接受采访。

得知郭玉驰减刑提前出狱，王守莉也表现震惊，并担忧这个消息会对受害方小玉一家造成打击。“如果他们需要资助，我还会提供资助，但首先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小玉当年的署理状师、云南省政协常委陈维镖也称，自己通过媒体才得知郭玉驰提前出狱，“之前都不清楚，我以为还在牢狱里”。针对郭玉驰三次减刑，陈维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情理上确实无法接受，但从执法角度而言，现在并没有明确限制强奸犯减刑的划定，“如果他在牢狱体现良好，即便认为这小我私家不适合减刑，执法机关也只能根据执法的划定来推行职责。”北京富力状师事务所状师殷清利也表现，从现在披露的三次减刑裁定及牢狱回应来看，如果减刑申报的体现质料真实性不存在问题，关于郭玉驰的三次减刑，外貌上均切合2017年前后最高法院减刑划定。殷清利解释，现在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强奸幼女种别恶劣罪犯的减刑划定。

2017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理减刑、假释案件详细应用执法的划定》第七条第二款也仅是针对强奸案件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减刑幅度作出的划定，即“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前款罪犯，以及因居心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纵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数罪并罚且其中两罪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当比照本划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减刑不凌驾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距离一年六个月以上。”“类似性侵未成年人，或是其他情节比力恶劣的罪犯，如果限制减刑的话，需要从立法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陈维镖称。

作为政协委员，陈维镖正就特殊犯罪人员准备提案。他表现，像强奸犯这类特殊罪犯，应该在牢狱里设立专门的监区，针对其举行管制和教育，以改变其错误认知；刑满释放后，还要设立一定的视察期或监视期，“确定彻底纠正，不存在或极不行能犯罪的情况，才可以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

”殷清利则认为，关于类似郭玉驰在出狱后的视察问题，现在可以参考司法部关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的事情制度予以行政层面的羁系。但郭玉驰系刑满释放人员，其三次减刑的实施已经说明其革新较为努力、有效，如果再行实施相关的专门监测，可能也是对革新罪犯的另一种歧视。“但同时，关于与幼儿有关的教育机构等可以在国家层面建设相关的诚信系统，将有前科劣迹的列入克制名单，这样可以从源头制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殷清利称。

本文来源：ag真人-www.syjsds.com